2023年的时光正在远去，但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将随之步入历史，渐行渐远。有些事物可能会长伴我们多年，甚至成为塑造未来的重要力量，就像1978年已远去，但“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一直闪耀至今。
新质生产力一词始于2023年，但注定也将拥有不凡的生命力。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稳健增长是今年全国两会的重要议题。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激发经济新活力进而稳增长，也得到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为了帮助大家全方位读懂新质生产力，多角度探寻经济发展动力和内在逻辑，我们从林毅夫、黄奇帆等众多专家领衔的《新质生产力》一书中拆解出对新质生产力的真知灼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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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三昧1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哪些才算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由国家领导人率先提出的新词汇、新概念，不是源于学术界的创新，这也给大家留出了解读和创新发展的空间。但是作为新概念，它还是需要基本的界定。
中央对“新质生产力”给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这里面有几个点很关键，值得我们深入理解。
首先，新质生产力必须由“三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创新打底。新质生产力明确以创新为主导。这一点与我们近几年一直讲的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都一脉相承，同时又突出了新的关键点：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它不仅是先进的生产力，不仅要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还要具备高效能、高质量，也就是生产资料的投入要更集约，生产方式要高效能，而且产出也必须是高质量的、环境友好的。
其次，新质生产力有明确的产业支撑。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务虚的理念，而是一个务实的发展策略，对应有坚实的产业支撑。新质生产力相比原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更不是过去讲的产业升级概念，不是农业升级为工业、工业升级为服务业。新质生产力跳出了产业升级的范畴，强调的是质态，而不是业态。即使是最传统的农业，如果能通过革命性的技术进行生产要素的创新型组合，也能形成新质生产力。比如采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选种育种，数字技术支撑的自动化种植、收割、深加工等，同样可以构成新质生产力的质态。
最后，新质生产力还能满足战略上的攻防两用。所谓“三明治困境”就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底部压力大增，各种要素成本已经高企，相对于后起的越南、泰国等已经没有成本上的优势。除了底部的压力，顶部也有压力，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我们产品与服务的技术含量尚不足，还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在国际竞争中缺乏独特优势。因此，中国经济像三明治一样，底部和顶部都有压力，需要双线作战，谋求突围。
怎么突围？答案是只能往上走。为此，我们需要通过科技创新进一步拓展人类的能力，补齐制约物质财富生产的短板。
一是以机器替代人，也就是通过广泛利用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将人类从繁重的、重复性的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使人人都可以有自由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二是以人工智能替代人脑，从而将人类从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人都可以有自由的时间进行愉悦的创作和研发。
三是以新能源、新材料特别是来自地球以外的资源代替地球上的自然能源、自然材料，从而使人类摆脱资源短缺的限制。
四是对人类本身充分了解，从而可以用药物、器械、手术等手段解除缺陷、疾病、伤亡等影响人类自由的限制。
以这些为最终目标的生产力都应该算是新质生产力。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里，专门有一章是“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有一节是“前瞻谋划未来产业”。这一章里提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提到的未来产业，则包括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释放出强劲生产动能。截至2023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累计突破2000万辆、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总量全球占比超50%、第一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已达到66家，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企业数量超4000家，彰显出产业基础好、市场需求大的独特优势。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都具有创新活跃、技术密集、发展前景广阔等特点，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局。一切利用新技术提升生产力水平的领域，都属于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范畴。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紧密关联：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成为生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形成新质生产力可以更好地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抢占未来产业的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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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逻辑理解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
理解新质生产力，首先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新环境与全球竞争发展的新趋势，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就不得不提以下三组逻辑关系：
量变和质变
哲学上有一组词叫量变与质变。量变引起质变，经济上同样存在量变与质变。当年的八国联军与后来的八国集团有七个重合，一个变更（奥匈帝国换成加拿大）。从1900年到2000年这100年里，上述八国的GDP基本占世界GDP的一半。
只有中国这40多年的改革开放才真正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使八国集团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50%左右下降到35%左右。一旦中国完全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标准，世界上属于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将翻一番。这就是中国经济量变引起的世界经济格局质变。
这个质变有双重影响。
对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产业结构不断变迁升级。虽然中国人均GDP暂时只有美国的1/6左右，但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大国，生产力水平并非平均分布，东中西部有巨大的梯度落差，北上广深等超级都市圈早已经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准，很多企业和产业已经逼近世界技术前沿，甚至进入无人区。这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是中国经济自身的内生需求。
对外，中国早已成为房间里的大象，无法隐身。100多年来，在中国崛起之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GDP占美国GDP的比例连续多年超过65%。根据2023年的数据，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17.89万亿美元）已经相当于第三（德国4.45万亿美元）、第四（日本4.25万亿美元）、第五（印度3.73万亿美元）和第六（英国3.32万亿美元）的总和。
目前质变的衍生反应就是，美国面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即将短兵相接的技术和产业竞争，一定会严防死守，美国的反应是中国经济量变引起世界经济格局质变的必然结果，这才是贸易摩擦、“小院高墙”的根源。再加上我们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落差本身也在缩小，进一步压缩了中国引进技术后吸收再创新的空间。
渐变与突变
中国经济本来还可以继续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一步步地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但这个世界本质上是渐变与突变的叠加，不是一条直直的斜线，而是一条波浪线，有时波峰波谷很大。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巴以冲突、气候变化都是典型的突变。地缘政治的突变会使中国更难引进尖端技术，气候变化的突变也会压缩人们对碳排放的容忍度。
还有一个突变来自技术。ChatGPT问世和快速迭代，俄乌冲突中马斯克的星链突然发力，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质生产力的非同寻常，这不仅关系到产业竞争力，还可能关系到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就像智能手机一样，不是我们拥有14亿人它就只拥有14亿人的传统手机市场，革命性新技术的突变性和全球通吃能力不容轻视。
如果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不能加大力度、加快进度，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恐怕要面临更大的压力，这是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原来的“稳中求进”基础上又提出“以进促稳”的重要原因。
供给和需求
对于这一逻辑的梳理，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俄乌冲突，没有中美贸易摩擦，我们会不会转向高质量发展？会不会大力推进新质生产力？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粗放型、高投入型的发展模式已经过时。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深理解。
一是供给侧。旧模式、旧生产力所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低质量的，在国际竞争中已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我们的人口已经转向负增长，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再，中国自己的矿产资源、水资源，包括国际贸易环境，都已经无法持续支撑粗放低效的经济增长模式。
二是需求侧。中国已经从物质短缺走向了产能过剩，过去要着力解决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问题，如今要解决从多到好、从粗到精的问题。人们已经无法接受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走欧美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尤其是中国可能很快就要从年度碳排放第一大国变成累计碳排放第一大国，碳减排的国际压力会更大。与其等到国际上倒逼我们转型，不如自己主动转型，这也能更好地体现中央在战略上的主动性、前瞻性。
因此，逆全球化、地缘政治趋紧、国际友好氛围的褪色只是我们向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一个加速器，关键还是我们自己发展的内在要求、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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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误区新质生产力还远不是基本盘
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但它究竟需要我们再造一艘全新的巨轮，把原来的巨轮废掉，还是继续沿用原来的巨轮，只是换几个关键的发动机？其实会更接近于后者。
与新质生产力相对应，一定还存在“次新生产力”“旧质生产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显然，其关系更像一座铁塔的塔尖与塔身、基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风筝与线之间的关系。塔尖必须建在塔身上（“次新生产力”、“旧质生产力”），塔身必须立在基座上（制度安排、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新概念，现在还无法统计其经济规模，但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与其在GDP总量中的占比来看，恐怕很难超过20%，因此，“旧质生产力”依然是我们的基本盘。中央特别强调“先立后破”，就是强调我们不能因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把“旧质生产力”一下子停掉。
没有房地产、建筑、交通、钢铁、煤炭等“旧质生产力”，不仅中国经济很可能严重失速，民生艰难，而且也将没有力量支撑新质生产力。“旧质生产力”不必再加大力度发展，但也绝不意味着要加大力度破掉。当然，“旧质生产力”也不是原封不动，也要转向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向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尤其是中高速发展，因为经济增速既影响经济总量，又影响经济结构。改革开放40多年来，如果年均增长率不是达到8%以上，而是2%-3%，我们的产业结构大概率还徘徊在低端。
我们要努力避免的情况就是，中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然后地方政府不分东西南北一哄而上，喜新厌旧。其实即便是北上广深等有条件发力新质生产力的超级都市圈，也不必因此而牺牲城市应有的烟火气和“旧质生产力”。
举个例子，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高级人才，也需要基础服务人员，人们还需要在工作之余有休闲的去处，同样遵循铁塔原理。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更没有必要去硬拼新质生产力，扎扎实实做好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也许更现实、更重要，就像哈尔滨把冰雪观光和旅游做好也是战略正确的，那是中国经济的塔身和基座。
因此，我国作为大国，两个优势都要充分发挥才是正道：一个优势是大国人多、人才多、创新资源多，而且还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多集中一些资源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个优势是大国范围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大，自己内部就能形成一个雁阵，实现产业的梯度承接，先进产业逐步由东部向中部、西部转移。新加坡、日本等就不具备这个条件，产业过时之后只能向海外转移或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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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理解新质生产力，我们不仅要理解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理解怎么做才科学。管理学中有一句格言：既要做正确的事，也要正确地做事。本来正确的事情，如果不能正确地做，轻则要付出不正常的代价，重则会使正确的事情变成错误的。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是创新。能不能创新，尤其是能不能高水平地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能不能大发展的命门。中国的创新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从0到1的原创新和从1到N的再创新都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有从0到1的突破性创新，也有从1到N的改进型创新。
美国过于注重从0到1的创新，对从1到N的改进型创新不够重视，造成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硅谷与传统工业转移之后的“锈带”两极分化，社会因此撕裂。日本与德国注重从1到N的再创新，尤其是德国，高端制造业基本盘强大，但相对缺少从0到1的原创新，影响国家发展的后劲儿。日本、德国没有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的巨大压力，我国则不同，我们的创新要尽可能兼顾美国与德国的两种创新模式。
那创新的关键又是什么？关于创新，一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市场化的创新，就是企业家群体、科学家群体的组合创新；另一个是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推进的创新。
具体而言，要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家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
关于创新，经济学上的基本原则还是政府着力于营造和维护创新的制度与文化环境，比如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给企业家一个基于法治的、稳定的预期等等，创新的主力棒还要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家。
政府非必要不亲自下场创新。即便有些产业有必要通过举国体制创新，也一定是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比如以母基金投资的方式，或者支持基础科研的方式，调动市场化的力量，绝不是政府亲自入场、从头做起。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最关键的是人才，尤其是能够把各方面人才与各方面资源组织结合起来的战略型企业家，他们在战略规划、战略决策、资源调配和危机处置中，发挥着一般劳动者所不能替代的关键作用。
在国际竞争中，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第一性原理不是人多力量大，而是千军不如一帅，要敢于鼓励强人，善于激发能人，允许、鼓励甚至帮助有实力的企业家和企业做大做强。当然，资本不能干政，企业不能无序扩张。
政府还要在监管方面努力创新，跟上时代。面对已经闯入无人区的企业，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企业先行先试的空间很关键。中国过去不仅在技术和资本方面引进来，监管也是拿来主义。但是当中国企业进入无人区，而且是世界级的无人区，没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成熟的监管制度可以借鉴时，我们的监管该怎么做？
这时候，我们恐怕不仅要允许企业试错，还要允许监管试错。只要不是与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伦理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应该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再观察如何监管为宜。因为这些产业往往迭代很快，我们一旦管得过严过死，就可能管死一家领军企业，甚至永远地错过一个产业的机会。
充分发挥金融和法治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思考一步：如何让企业家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上发挥更多的主观能动性？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创新就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新质生产力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持续的投资，技术方向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产业更是连技术方向都不清楚，比不确定性还多了一层不可知性。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不可知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市场和企业家去试错和创新，政府只能做相对确定且容易考核的工作，否则政府的创新资金很容易被套利。
市场和企业家又怎么去创新？最关键的就是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金融市场的关键是资本市场，只有通过健康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家才有可能调动全社会的资本进行创新，投资者既分担创新的风险，也共享创新的收益。过去，中国主要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市场，在银行借债有利息，到期要还本付息，不利于支持高风险的创新创业项目。
因此，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配套建设金融强国，尤其是健康友好的资本市场，这是中国目前一个巨大的短板，必须补齐。当然，资本市场不仅仅是指股市，还有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法治环境的关键是稳定预期和可信承诺。创新需要长期的试错，需要长期主义的投资，如果政策上朝令夕改，法治上任性执法，企业家就无法形成稳定、可持续的预期，不敢做长期、高风险的投入。
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以生物制药为例，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投入高达 10 亿美元，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仿冒产品频出，创新的企业就无法收回成本，更谈不上创新的超额收益带来的激励。如果能做到良法善治，将对民营企业家构成一个可信承诺，对恢复和提升信心极有帮助。
充分发挥“有形之手”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
我们不仅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所谓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就是通过政府这个“有形之手”推进一些改革，出台一些产业政策就是比较常见的干预方式。产业政策的关键不是有与无、大与小，而是科学不科学，重点是要注意把握好五个原则。
一是免税或减税胜过补贴。很多地方政府习惯先收上来一大笔钱，重点补贴给一些目标企业。注意力往往放在补给哪家企业、补多少、补多久。其实这是一个扭曲的资源配置方式，容易引诱很多企业套利，滋生腐败。相比于补贴，更科学的方式是免税或减税。
二是如果一定要补贴，应该补贴给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和终端用户，而不是直接补贴给企业。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上的产业政策比较好，就是改变了改变补贴的形式和对象。在补贴对象方面，政府不再补贴具体的企业，而是补贴能达到指定新技术标准的产品。在形式上，政府不是简单地给消费者发钱，而代之以不限车牌、不限行，推进充电桩建设等，使消费者的购车、用车成本下降，这比直补企业的效果要好很多，是相对市场化的补贴方式。
三是产业政策要与时俱进，动态调整。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其补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补贴电池研发，第二阶段是补贴生产，帮助厂家先把汽车造出来，然后快速迭代，第三阶段是补贴消费者，第四阶段是政策有序退坡。
四是产业政策最忌朝令夕改，对于限制性的产业政策，政府要慎之又慎。不管对于之前的新能源汽车、光伏，还是今后对于新质生产力，一定是以鼓励性的产业政策为主，但鼓励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政府坚定的信心。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尤其如此，这些产业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甚至不可知性很高，如果政府的态度不坚定，意志不坚韧，企业家就难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五是产业政策要做好国际沟通。中国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好，出台鼓励性或限制性的产业政策也好，一定要想到这些政策不仅仅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产业，它还有很强的外部性，杀鸡会造成猴子外逃或“躺平”。中国已经是房间里的大象，中国的企业也必然要面对全球市场，产业政策同样如此。
产业政策是政府的有力工具，但政府一定要记得，“有形之手”最重要的不是权力，而是公信力。只要政府坚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心，建设和维护好对人民、市场和国际社会的公信力，新质生产力就一定能得到良好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也一定能够实现。
当然，形成新质生产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国际科技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在大部分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的转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困难挑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同时也不要一味地追求奇迹，要保持韧性、耐心和定力，尊重规律，如此才能更好地去创造方法、谋划思路。
参考资料：
《新质生产力》（序言）王贤青
《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内涵与关键原则》王勇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形成？》周文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李兆前